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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陶行知,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

发表时间:2016/11/29    作者:张争光    点击次数:3783    编辑:sadmin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学习陶行知,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张争光
        每位老师,都想做一名好老师。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好老师的形象。做好老师,是每一个老师应该认真思考和探索的问题,也是每一个老师的理想和追求。我想,好老师没有统一的模式,可以各有千秋、各显身手,但有一些共同的、必不可少的特质。
        通过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9月9日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,我很有感触。总书记的话全面概括了好老师的特质:
  第一,做好老师,要有理想信念。陶行知先生说,教师是“千教万教,教人求真”,学生是“千学万学,学做真人”。老师肩负着培养下一代的重要责任。正确理想信念是教书育人、播种未来的指路明灯。不能想象一个没有正确理想信念的人能够成为好老师。
陶行知是我国近代人民教育家。郭沫若曾明确把陶先生和孔子相提并论:“两千年前孔夫子,两千年后陶行知”。他有一句名言:“人生天地间,各自有禀赋。为一大事来,做一大事去。”他非常重视国民教育,他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“教育”这一大事中来。
2013年11月,我参加二七区教体局组织的校长书记研修班,来到复旦大学学习。学习期间,我们参观了陶行知纪念馆。进入馆内,环境幽雅,有池塘、小桥、山石、曲径,进门处可看到汉白玉陶行知头像及手持书卷的坐像,馆内藏有写有行知先生亲笔小诗的扇子、先生曾经用过的笔、墨、砚等文物。陶行知生于安徽歙县,这里就好比是他在上海的“家”。
1932年,陶行知创办一所新型平民学校——山海工学团,陶行知曾向农友们解释过学校为什么叫山海工学团。他说:“有两层意思:一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处在宝山、上海之间;二是‘九一八’事变以后,日本侵占我东北地区,山海关危急,取名‘山海’有共赴国难的意思”,接着他又说:“什么叫工学团呢?工就是做工,靠自己生产劳动来养活自己;学,就是学习,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;团,就是团结,大家团结起来,保卫自己生存权利。我们学校招生原则就是来者不拒,不能来者,送上门去。”
听了陶行知的讲话,农友们纷纷响应。不久,山海工学团附近十里方圆的村庄,就成立了青年、儿童工学团、养鸡、养鱼、棉花工学团……一下子办了十几个工学团,入学的有好几百人。1933年秋成立了棉花工学团,陶行知、张劲夫担任顾问,推广良种斯字棉,产量比本地鸡脚棉高2~3倍。
工学团既是一个小学校,又是一个小工厂,一个小社会,富有旺盛的生命力。它是动员人民组织起来向大自然进军,向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作坚决斗争的学校。这所学校的学生是全村的男女老幼,教学内容从生活中取材,健康活泼,采用“教学做合一”的办法。村里要做什么,老师就教什么,学生就学什么,先生在做中教、学生在做中学。做中教,学生可以教先生;做中学,先生可以变学生。山海工学团主要有六种训练:普遍的军事训练、普遍的生产训练、普遍的科学训练、普遍的识字训练、普遍的民权训练和生育训练。
  山海工学团和当地群众的关系是很密切的。夏天的晚上,院子里经常坐满人,有老有少,有男有女乘凉聊天。有时学唱歌,有时谈国家形势,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。农友们和张劲夫、杨应彬等教师亲如家人,相互常串门谈家常,相帮洗衣服,烧饭菜。
  陶行知先生推行了“小先生制”。1936年春天,山海工学团开办艺友班,以提高“小先生”的思想文化水平。在“山海”任教的有邹韬奋,冼星海、艾思奇、薛暮桥、张志让、张宗麟、王洞若、钱亦石等。他们通过自身实践上课,辅导了许多小先生。从此,小先生制不胫而走很快影响到上海、全国。在抗战期间掀起了全国平民学习的一股热潮,影响遍及东南亚地区。
陶行知与山海的教师们,和农民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、同学习。据当时的老农回忆,教音乐的冼星海明天徒步两个多小时来讲课,冬天雪再大也从不耽误。冬天,冼星海手上生了冻疮,但每天早晨都坚持到河边拉小提琴,琴声从未间断。
纪念馆的讲解人员介绍: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,上海宝山地区经常组织广场活动,很多老人经常自发唱歌,而且都是高声合唱,他们都是当年山海工学团的学院。
在此同时,陶行知在大场农村还强调农村必须计划生育,少生孩子;还主张组织乡村诊疗室,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;倡议专家下乡为农友治病;在农村办幼稚园、托儿所,解决劳动者的后顾之忧。
民国26年“八一三”淞沪抗战爆发,山海工学团所在地成为战区。部分师生便撤退到上海租界,组织里弄工学团,开展难民教育工作,创办报童学校。部分师生参加战地服务团,走上抗日前线。上海沦陷后,部分师生到难民收容所去工作,组织了“菜贩互助会”、“戒赌会”、“露餐会”、“兄弟会”等半公开组织,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抗日救国活动,坚定人民抗日必胜的信心。“山海工学团”,它是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基地之一。
数十年后,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,在上海市宝山区的武威东路上伫立起了陶行知纪念馆。
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曾这样评价陶行知:“陶博士并不仅仅属于中国,而是属于世界的。……在美国,大家都知道陶博士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。”
  说陶行知是属于世界的,这话并非褒奖过度。他本出生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农村,家境清贫而自幼好学,从金陵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,勤工俭学,刻苦攻读。在大学里,他师从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,思想受到西方影响较多。1917年学成回国后,他立志献身于教育事业。他创办的平民学习组织犹如星星之火,在国内外燎原。抗战爆发后,在国难当头之际,他又担任国民外交使节,提着一只深咖啡色的牛皮箱,出访了欧、美、亚、非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。
或许,陶行知可称得上是现代中国最为平民化的知识分子,为了百姓的教育俯首甘为孺子牛。在归国的船上,陶行知曾经这样对同学畅谈自己的理想信念:“我要使全体中国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”。就这一句简单的话,仿佛一句千斤重的承诺,让陶行知为此奉献和奋斗一生。“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”是他的名言,亦是他一生的写照。
1939年7月,中国正是抗日战争时期。陶行知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合川县为难童创办育才学校。如今,在这里住着一位89岁高龄的义务护校人杨兴莲。75年前,杨兴莲老人进入古圣寺里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读书,在这里共上了4年学。尽管年事已高,但当年在育才学校读书时的情景,老人依然记忆犹新。
“当时,农村人都很愚昧,看到陶行知先生跟外国人说话,就说他是外国人,大人们都不让我们进学校。后来陶先生就挨家挨户做工作,告诉大人们学习识字的重要性,让娃娃们过来读书。那个时候,女人要缠脚,陶先生就向村里妇女讲述缠脚的害处,后来很多妇女不缠脚了。”杨兴莲老人说。
经过陶行知的一番劝说,杨兴莲1939年进入育才学校学习。“学校当时分为普修课和特修课,普修课是基础文化课,特修课我学的是舞蹈。”
“当时我们的老师是后来担任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的戴爱莲女士。我们什么舞都学,西式舞蹈也学。在寺庙门口的空地上,我们还跳秧歌呢。”杨兴莲老人回忆说,古圣寺地处偏僻,树林遮蔽,虽然躲过了日机轰炸,但生活十分不便。“吃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,很多老师还要从北碚县城走十几里路过来上课。”
尽管当时条件艰苦、办学经费极度紧缺,但育才学校可谓“名师荟萃”。音乐家贺绿汀、电影艺术教育家章泯、舞蹈家戴爱莲、诗人艾青、画家陈烟桥等著名学者担任各组主任,翦伯赞、何其芳、丰子恺、田汉、姚雪垠等众多名人在学校兼课。此外,学校还有2万余册图书、3架钢琴、5架风琴和小提琴和一千多件实验仪器。
在育才学校,学生们每天上午上文化课:语文、外语、数学、哲学。下午上专业课:文学、音乐、戏剧等,还要进行劳动、军事训练和社会调查,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。育才学校在古圣寺7年,共招收了600名儿童。全校600多名师生中有300多人参加地下党,有43人参加了游击队,有21名师生是革命烈士,育才学校因此被誉为革命的摇篮。新中国成立后,很多育才学生成为党的领导干部、著名艺术家、学者。
第二,做好老师,要有道德情操。老师对学生的影响,离不开老师的学识和能力,更离不开老师所持的价值观。
师德是深厚的知识修养和文化品位的体现。师德需要教育培养,更需要老师自我修养。好老师要有“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”的奉献精神,自觉坚守精神家园、坚守人格底线,带头弘扬社会主义道德和中华传统美德,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学生。
我常常想到我们二七区农村的一些教师,很辛苦。上个月,我们二七区教体局成立了5个督导组,分别到我局10个督学责任区检查教师队伍建设情况。我任第三组组长,负责到汝河路小学督学责任区和兴华小学督学责任区检查。到了6所农村小学,看到老师们的工作、生活状况,很有感触。我是负责问卷调查的,每个学校抽30﹪的老师参加《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情况调查问卷》。通过调查发现,农村教师流动频繁。常常是开学前教师不能到位,不知道哪位老师会调走,几乎每所学校都到师范学校请求支援,要请实习生来代课。导致教师流动、流失的原因包括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、为子女提供便利和优质的教育、成立家庭、解决夫妻两地分居、促进专业发展、提升工作效能感等。其中,追求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和福利待遇是导致教师流动的主要原因。
对此,我们也采取了一些促进教师交流的措施,如双向交流、支教等,在促进农村教师和薄弱学校教师成长、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方面,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。除此之外,我在督学沙龙座谈会上提出了以下建议:
1、制订全省统一的学校基本办学标准,逐步消除城乡中小学之间的办学条件差距,实现全省城乡、地区之间学校设置、校园规划、技术装备、师资力量、学校管理、教育质量等方面基本均衡。同时,逐步建立全省统一的教师福利待遇标准,实现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之间同级别教师同工同酬。
2、改善农村教师生活质量,提高农村学校吸引力
政府应当加大对农村学校的资金投入,设置专项资金,着力改善农村教师的生活条件。同时,大力改善农村中小学的教学条件,努力缩小农村与城市中小学在办学条件方面的差距。此外,为了鼓励优秀教师到农村、边远贫困地区任教,增加专项资金数额,建立农村、边远贫困地区教师特殊津贴制度。可以依据学校所在地的偏远程度、地理环境和条件恶劣程度,设立不同的津贴标准。
3、加强农村教师培训,提高教师业务素养和职业认同感。
由于农村交通相对不便,信息相对闭塞,教师获得培训的机会比较少。应该加强教师、特别是年轻教师的培训,从“知识更新”与“能力提升”为着眼点,注重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,以提高教师业务素养和职业认同感。
第三,做好老师,要有扎实的学识。扎实的知识功底、过硬的教学能力、勤勉的教学态度、科学的教学方法是老师的基本素质,其中知识是根本基础。
虽然我们讲教学相长,但是我们也应该想到学生往往可以原谅老师严厉刻板,但不能原谅老师学识浅薄。“水之积也不厚,则其负大舟也无力。”知识储备不足、视野不够,教学中必然捉襟见肘,更谈不上游刃有余。
陶行知先生说:“出世便是破蒙,进棺材才算毕业。”这就要求老师始终处于学习状态,站在知识发展前沿,刻苦钻研、严谨笃学,不断充实、拓展、提高自己。
第四,做好老师,要有仁爱之心。教育是一门“仁而爱人”的事业,爱是教育的灵魂,没有爱就没有教育。好老师应该是仁师,没有爱心的人不可能成为好老师。高尔基说:“谁爱孩子,孩子就爱谁。只有爱孩子的人,他才可以教育孩子。”教育风格可以各显身手,但爱是永恒的主题。
说到仁爱之心,我又想到陶行知先生。
在展厅内的一个玻璃柜内,陈列着一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毛衣,浅灰色,圆领。绒线虽粗,但针脚密集。可以想见,穿在身上一定很暖和。然而,这又是一件极不普通的毛线衣,据讲解员介绍,这件毛衣的“来头”不小,那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,周恩来同志送给陶行知御寒的。
说到这件毛衣的诞生背景,就牵扯到了一段历史故事。当时,由于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重庆育才学校的政治迫害和经济封锁,育才学校一天天陷入经济的困境,孩子们有时每天只能喝两顿稀饭。为了坚持办学,陶行知经常要为募集资金四处奔波,自己的生活也非常艰苦,经常挨饿受冻,他把自己的大衣和呢裤子都送到当铺去了,换来的几文钱解决菜金。夏天,他只有一件像样的衬衫。就这样,他终于病倒了。陶先生和育才学校的困难,牵动着周恩来、董必武、邓颖超等同志的心。周恩来派中共中央驻渝办事处的徐冰同志专程去看望陶行知,并送去了一件用延安毛线织出的毛衣。
  同时,徐冰同志又拿出了一套延安南泥垦荒生产自救的照片,告诉陶行知说,延安目前也非常困难,只有靠自己开展大生产运动来养活自己。认真地翻看完这套照片,陶行知被延安军民热火朝天垦荒生产自救的场景深深地感染了,他得到了启发,决定动员师生开荒种地,生产自救。经过40多天的奋斗,他和学生们终于胜利完成了开荒30亩的任务,种上了粮食和蔬菜瓜果,学校逐步渡过难关,有了新的希望。
  这件毛衣,带去了党中央对陶行知的牵挂,陶行知一直把它藏在箱底舍不得穿。如今这件毛衣的原件作为江苏省一级文物,珍藏在南京陶行知纪念馆内。
1946年,蒋介石下令进攻中原解放区,全国内战爆发。陶行知号召:“制止内战,反对独裁,建立人民的新中国。”为了民主,李公朴、闻一多相继遇害,有人通知陶行知,他已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上的第三名,陶行知却坦然地说:“我等着第三枪!”在生命最后的一百多天里,陶行知开展了一百多场演讲。1946年7月25日,陶行知在上海突发脑溢血逝世,享年55岁。
7月16日,陶行知预感时日无多,在《给育才学校师生最后的一封信》中提出五项修养,“一为博爱而学习,二为独立而学习,三为民主而学习,四为和平而学习,五为科学创造而学习。这些也希望大家共勉并指教。”
“爱满天下”是陶行知先生毕生追求的教育真谛,他从一个出身贫苦的农家子弟,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;从拿着高薪的一名教授,到投身乡村的教育实践家;从单纯的教育家,再到英勇的民主战士......走一遍陶行知纪念馆,听着讲解员将一段段故事娓娓道来,我们仿佛还能看到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为中国的平民教育奔走呼喊,不遗余力地践行着他最初对中国教育的承诺,给旧时中国教育体制带来了一场从“知行”到“行知”的变革。
我看了不少优秀教师的事迹,很多老师一生中忘了自己、把全部身心扑在学生身上,有的老师把自己有限的工资用来资助贫困学生、深恐学生失学,有的老师把自己的收入用来购买教学用具,有的老师背着学生上学、牵着学生的手过急流、走险路,有的老师拖着残疾之躯坚守在岗位上,很多事迹感人至深、催人泪下。这就是人间大爱。
  好老师不是天生的,而是在教学管理实践中、在教育改革发展中锻炼成长起来的。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符合党和人民要求、学生喜欢和敬佩的好老师,希望每个孩子都能遇到好老师。
习主席讲:“三寸粉笔,三尺讲台系国运;一颗丹心,一生秉烛铸民魂。”今天的学生就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,广大教师就是打造这支中华民族“梦之队”的筑梦人。作为新时代的教师,我们更应该学习陶行知精神,为“教育”这件大事而来,做无愧于心的好老师,做学生喜欢的好老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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